我在最近這幾年審訂(或推薦)的好幾本日文的生物相關譯著，例如你們好奇怪啊！：63種長得莫名其妙稀奇古怪的有趣動物、哆啦A夢科學任意門、萌菇娘圖鑑、雨蛙博士、萌蛾圖鑑等書。我在審定這些日文譯著的時後發現一個問題：「如果有些生物名稱已經有日文漢字，就可以直接使用不需要理會台灣現行的使用習慣嗎」？
說真的，一本書是不是日文翻譯來的，只要看譯文就知道，你根本不需要去查作者是誰，因為把日文翻成中文總是會產生很多微妙的點，例如感歎句、疑問句、假設性語氣超級多 (尤其是女性和阿宅作者)，然後橫生枝節和註釋超多，還有很多很多的擬人、內心戲和自問自答。在科普書與繪本中尤其如此。
但如果是比較嚴謹的學術寫作時，又會非常地有權威口吻，上述那些元素會通通不見。
我們先不要談日文的中譯所帶來的奇妙感受，先談談那些日文漢字的生物名詞能不能被直接使用。我廢話真多，我的建議是：不可以直接使用，就算看起來那個漢字對中文使用者來說唸起來順，也不見得可以。為什麼？有幾個原因：
但如果是比較嚴謹的學術寫作時，又會非常地有權威口吻，上述那些元素會通通不見。
我們先不要談日文的中譯所帶來的奇妙感受，先談談那些日文漢字的生物名詞能不能被直接使用。我廢話真多，我的建議是：不可以直接使用，就算看起來那個漢字對中文使用者來說唸起來順，也不見得可以。為什麼？有幾個原因：
- 只有被日本學者創立而華文圈跟著使用的名詞才能被直接使用：有些日文漢字的確是重要的，因為在某個時代，它們的出現對於還沒出現那個辭彙的華文圈就會發揮影響力。例如「擬態」(mimicry)與「熊蟲」(Tardigrades)的漢字是先出現在日本，然後華文圈(尤其是戰時的台灣)就會直接承接這種用法，然後在戰後與中國的華文圈漸漸合流後，成為唯一被認可的漢語翻譯。但是這樣的例子不是很多；
- 日文中的生物漢字名取材中國，但在日本發揚光大：有相當多的物種名稱是在日本被打開鎖國，然後開始接受西方科學以後快速形成並且被穩定使用，在當時日本還在學術著作上使用相當大量的漢字時，這些生物的漢字名就會被保留下來，例如「天社蛾」、「桑金毛蟲」這類的辭彙。當然這些字的主幹，例如「蛾」或是「蠶」，還是衍生自中國。然而中國文化對於博物學一向不重視，因此在一戰前，中國本土甚少發展出精確的，單指特定物種的，而且可以描繪大量物種的漢語命名體系。因此類似「姬尺蠖」這種名詞就不是源於中國本土的生物名詞，而是日本學者以漢語詞彙為主幹所創造出來的日文漢字辭彙；
- 有沒有日系漢字和台系漢語的混血？有。台灣的博物學研究在二戰後先承接台灣總督府與相關學術機構的體系，尤其是台灣博物學會的體系，因此大量延用了日本人所創立的生物漢字名，包含名稱與結構。而1949年以後跟著國民黨到台灣的學者也帶來了中國早期學者所創立整理的生物名詞，而那套名詞中則大量地儘可能使用中國古字或少用字(例如「蛃」)來描繪已知的生物。雖然日文漢字已經為台灣的生物漢名奠定基礎，但是日文漢字終究是不夠用的，所以有很長的一段時間，日文漢字中的一些字就會和源於中國的生物名稱結合。例如「姬」(表示小)或「擬」(表示類似)都是日文漢字，加上被後來的中文教育「修正」的，對「雅俗」或「正式」與否的觀點差異，就會從日文的「赤星胡麻蛺蝶」轉變成「紅星胡麻斑蛺蝶」。
- 誰是中心誰是外國？每一個國家對生物的命名都會以自己為本位出發，而不會以該生物的全球分布來考量，所以當台灣還是日本殖民地的時候，許多生物漢字名就是日本學者以「大日本帝國」的領土範圍，或是「以本州」為中心的角度出發。所以雖然其分布以台灣島為主，Hypolimnas bolina kezia就是會被日本人稱為「琉球紫蛺蝶」(現改稱幻蛺蝶)。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過去台灣有相當大量的生物名稱的命名出發點是以日本為中心，但是因為現在時代變了，有些生物名詞又有一些「傾中」，所以就算在台灣，究竟要接受那一套中文命名法則，在生物學界並沒有一定的共識。我很少看到精緻的討論，經常都是整套搬來搬去，然後引發懷日與反中情緒的對抗。
- 就算漢字一模一樣意思也不一樣：我舉兩個例子，對華語圈來說，蜻蛉目昆蟲被分為蜻蜓(不均翅亞目)和豆娘(均翅亞目)，這個概念和英文中的dragonfly對應damselfly差不多。然後在華語圈，「豆娘」不被視為一個專業的中文專名，只是一個俚俗用法。所有豆娘類群的中文專名都是「XX蟌」。然而日文漢字命名體系中，「豆娘」卻特定用於Agrionidae這個科 (目前已經不被使用)，而被稱為「XX蟌」的類群則被日本人稱為「XX蜻蛉」。毛蝨目昆蟲的各科都有個「蝨」字，但是因為蛛形綱中有個螨蜱類動物叫「壁蝨」，在中文和日文的漢字都一樣，因此有些翻譯者就會因此把蛛形綱的螨蜱直譯為「蝨子」，這是大大的錯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