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洗碗背後的教育問題 2009-09-20
中國時報【本報訊】
台大校長李嗣涔在對該校新生致辭時表示，現在的孩子常有拯救世界的遠大志向(沒有吧? 不是都只會折紙鶴還是蓮花還是用白布包一球晴天娃娃祈福嗎?)，卻少有幫父母親餐後洗碗的貼近關懷。這樣的觀察相當接近事實，也引發了若干後續討論。許多分析的焦點都集中在評論現代子女之好高騖遠；這樣的見解不能說錯，卻忽略了這個現象背後的結構性因素。
孩子餐後幫父母洗碗，當然是體恤父母賺錢、做飯辛勞的貼心表現。李校長所指，應該是指子女誠於中、形於外的自願服務，而不是父母親「洗碗一次一○○元」的利誘行為。廣義而言，無報酬地幫忙父母洗碗是家庭倫理的具體呈現。為什麼今天孩子們沒有這樣的倫理觀呢？這倫理觀要如何培養呢？我們認為，此中有社會文化的大問題，值得進一步解說。
一般而言，子女要有體力與心境幫父母洗碗，應是在國中、高中階段最有可能。孩子在國小時心智相對不成熟，不容易孕育其回饋與幫忙觀念。至念大學時許多子女都已住校離家，也不容易再有做家事的客觀需要。然在國高中階段，雖然子女大多住在父母家，但幾乎所有台灣家庭的子女都受到「升學」情境的一元化壓制，就算父母親想要求子女練習洗碗，恐怕也很難做到。
以國中生具體的一天活動流程來看，我們就更能發現問題的癥結。孩子們每天早上最晚七點鐘就得出門，才能趕上班級的打掃與早自習。一天八、九堂課，加上各種小考，到傍晚只能在學校附近吃個便當，就得匆匆趕赴補習。補習班下課返家已是將近十點，父母親想到子女明晨又得早起，怎麼忍心把碗留給這些疲累的孩子去洗呢？到了周末，孩子們通常還是有兩、三個半天的補習課或才藝課，日子與平常上課期間相差不大，也沒有多少在家體驗家庭生活的機會。即使是暑假寒假，學校也會排上忙碌的進修或寒暑輔導課程，孩子們的生活也還是以學校與課業為中心，與平常沒有太多改變。
我們要強調的是：對絕大多數的台灣國中與高中生而言，他們是沒有多少「家庭生活」的機會的。一般而言，一個人的成長歷程會受到三種重要外在力量的型塑與約制，其一為家庭、其二為學校、其三為政府。在幼童階段，通常是家庭的角色較重；在成人階段，則是政府的影響較強。而在六歲至廿歲的密集學校教育階段，學校與家庭的角色往往交錯影響，共同型塑孩子們的人品、人格。但是在台灣這樣的扭曲社會，由於升學競爭主宰了青少年的主流進階環境，家庭的角色自然退位。整體而言，青少年的家庭生活時間極少，當然更談不上什麼家庭倫理的孕育了。
對許多現代國中與高中生而言，「家」似乎只是個不用繳房租、不必付飯票的包伙旅館。孩子們幾乎沒有機會目睹父母賺錢與燒飯的辛苦，當然也就不可能產生分擔飯後洗碗辛勞的心境。家庭旅館的主人其實也不只是提供食、宿；他們往往對孩子們有極高的期待─倒不是期待子女因為住屋而回饋金錢勞務，而是期待他們考上個好學校，光耀門楣。因此，如果為了磨練子女們飯後洗碗，而耗損了他們半小時的讀書時間，對父母而言也是不划算的。於是，子女迫於升學壓力，遂沒有機會體驗家生活；而父母又把子女升學置於第一順位，在成本效益上也不打算浪費子女時間。供需雙方的意願都不強，彼此意興闌珊之下，子女洗碗與否根本不是個重要的問題。長此以往，就產生了今日的惰性與無奈。
沒錯，台灣的子女似乎欠缺家庭倫理，但那是因為他們在青少年階段根本沒有什麼家庭生活。李校長講話的對象是台大新生，但那是他們在國中、高中時就已然型塑的習慣。坦白說，不洗碗不是家庭問題，而是教育問題；不是大學生主觀的怠惰，而是社會對青少年升學壓力的結果；不是台大的問題，而是教育部的問題；不是日常生活的小扭曲，而是升學結構的大病態。
中國時報【本報訊】
台大校長李嗣涔在對該校新生致辭時表示，現在的孩子常有拯救世界的遠大志向(沒有吧? 不是都只會折紙鶴還是蓮花還是用白布包一球晴天娃娃祈福嗎?)，卻少有幫父母親餐後洗碗的貼近關懷。這樣的觀察相當接近事實，也引發了若干後續討論。許多分析的焦點都集中在評論現代子女之好高騖遠；這樣的見解不能說錯，卻忽略了這個現象背後的結構性因素。
孩子餐後幫父母洗碗，當然是體恤父母賺錢、做飯辛勞的貼心表現。李校長所指，應該是指子女誠於中、形於外的自願服務，而不是父母親「洗碗一次一○○元」的利誘行為。廣義而言，無報酬地幫忙父母洗碗是家庭倫理的具體呈現。為什麼今天孩子們沒有這樣的倫理觀呢？這倫理觀要如何培養呢？我們認為，此中有社會文化的大問題，值得進一步解說。
一般而言，子女要有體力與心境幫父母洗碗，應是在國中、高中階段最有可能。孩子在國小時心智相對不成熟，不容易孕育其回饋與幫忙觀念。至念大學時許多子女都已住校離家，也不容易再有做家事的客觀需要。然在國高中階段，雖然子女大多住在父母家，但幾乎所有台灣家庭的子女都受到「升學」情境的一元化壓制，就算父母親想要求子女練習洗碗，恐怕也很難做到。
以國中生具體的一天活動流程來看，我們就更能發現問題的癥結。孩子們每天早上最晚七點鐘就得出門，才能趕上班級的打掃與早自習。一天八、九堂課，加上各種小考，到傍晚只能在學校附近吃個便當，就得匆匆趕赴補習。補習班下課返家已是將近十點，父母親想到子女明晨又得早起，怎麼忍心把碗留給這些疲累的孩子去洗呢？到了周末，孩子們通常還是有兩、三個半天的補習課或才藝課，日子與平常上課期間相差不大，也沒有多少在家體驗家庭生活的機會。即使是暑假寒假，學校也會排上忙碌的進修或寒暑輔導課程，孩子們的生活也還是以學校與課業為中心，與平常沒有太多改變。
我們要強調的是：對絕大多數的台灣國中與高中生而言，他們是沒有多少「家庭生活」的機會的。一般而言，一個人的成長歷程會受到三種重要外在力量的型塑與約制，其一為家庭、其二為學校、其三為政府。在幼童階段，通常是家庭的角色較重；在成人階段，則是政府的影響較強。而在六歲至廿歲的密集學校教育階段，學校與家庭的角色往往交錯影響，共同型塑孩子們的人品、人格。但是在台灣這樣的扭曲社會，由於升學競爭主宰了青少年的主流進階環境，家庭的角色自然退位。整體而言，青少年的家庭生活時間極少，當然更談不上什麼家庭倫理的孕育了。
對許多現代國中與高中生而言，「家」似乎只是個不用繳房租、不必付飯票的包伙旅館。孩子們幾乎沒有機會目睹父母賺錢與燒飯的辛苦，當然也就不可能產生分擔飯後洗碗辛勞的心境。家庭旅館的主人其實也不只是提供食、宿；他們往往對孩子們有極高的期待─倒不是期待子女因為住屋而回饋金錢勞務，而是期待他們考上個好學校，光耀門楣。因此，如果為了磨練子女們飯後洗碗，而耗損了他們半小時的讀書時間，對父母而言也是不划算的。於是，子女迫於升學壓力，遂沒有機會體驗家生活；而父母又把子女升學置於第一順位，在成本效益上也不打算浪費子女時間。供需雙方的意願都不強，彼此意興闌珊之下，子女洗碗與否根本不是個重要的問題。長此以往，就產生了今日的惰性與無奈。
沒錯，台灣的子女似乎欠缺家庭倫理，但那是因為他們在青少年階段根本沒有什麼家庭生活。李校長講話的對象是台大新生，但那是他們在國中、高中時就已然型塑的習慣。坦白說，不洗碗不是家庭問題，而是教育問題；不是大學生主觀的怠惰，而是社會對青少年升學壓力的結果；不是台大的問題，而是教育部的問題；不是日常生活的小扭曲，而是升學結構的大病態。
